花蕾 2008年第一期
定襄县文联·主编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一九O八年二月六日（农历戊申年正月初五）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蒋村。
父亲薄昌福，以手工造纸为业，为人忠厚，吃苦耐劳。母亲胡秀清，持家有道，热心邻里。父亲的淳朴性格和实干精神，母亲的乐于助人和精明干练，对少年时代的薄一波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薄一波七岁入小学，一九二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定襄第一高小毕业后，到太原考进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此时，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变革的时期，薄一波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洗礼。
在大革命洪流中，青年薄一波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他决心走出书斋，为改造社会而奋斗。一九二五年五月，他参加了国民师范同学声援太原反房税斗争，六月，又组织同学参加声援“五卅”的爱国学生运动。在斗争实践中，薄一波逐步认定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一九二五年秋，薄一波由侯明琦、韦思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童年十二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薄一波一入党，便以积极的姿态投入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之中。他先是组建国民师范党支部，任支部书记；一九二六年夏，又任太原北部委副书记（书记未到任），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领导同山西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四月二十八日，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五月五日，薄一波不顾危险，毅然在太原组织李大钊烈士追悼会。六月，阎锡山在山西公开举起反共旗帜，下令通缉薄一波等三十多名共产党人。薄一波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战友情深
薄一波与草岚子监狱中的战友
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来说，对薄一波一生影响既大且深的是草岚子监狱的五年历史；使薄一波终生魂牵梦绕的，是狱中共同奋斗的战友。
一九三一年八月，由于叛徒出卖，薄一波在北平被捕，很快被判八年重刑，关进地处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就是在这里，薄一波与先后被捕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顺直省委秘书长安子文以及刘谰涛等同志相识，并组成了以党支部干事会为核心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敌人的“反省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六月，狱方决定将斗争坚决的殷鉴，薄一波等十二名“要犯”枪决。恰在这时，何梅协定签定，南京的批复尚未及下达，管理草岚子监狱的国民党中央军势力即南撤了。这十二人才免于一死。晚年的薄一波每言及此，总是笑曰：“运气!”九月，薄一波等五十三人经中共北方局营救出狱。战友们出狱后，迅速投身到抗日战争，及至解放战争。他们浴血奋战，不少人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生命。全国解放后，幸存下来的同志又投身与社会主义建设，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的事迹将永远载入共和国光辉的史册。
薄一波出狱后经北方局同意，即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到山小西抗日前线，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薄一波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改组牺盟会，把它改变成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的抗日群众组织。改组后的牺盟会会长仍为阎锡山，但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进入领导班子的成员还有草岚监狱中的占有董天知、韩钧、杨献珍、周仲英等人。
牺盟会改组后不久，阎锡山便接连召开会议，提出“假如日本人打到山西来怎么办”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此时，根据薄一波的授意，二十五岁的董天知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要建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重任的强大部队。阎听后说：“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山西新军在之中背景下应运而生。
董天知曾任决死三纵队政治主任、政委。一九四O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于八月十九日凌晨不幸被敌保卫，身中数弹牺牲，年方二十九岁。薄一波至今还不时会议起他的勃勃英姿。
韩钧是新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曾先后任决死第二总队政治主任、第二纵队政治主任、纵队长。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阎锡山命令决死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进攻。韩钧觉察到阎锡山的阴谋后，拒绝执行，并给阎锡山一电，申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后与陈士榘率领的晋西支队一起，向旧军进行反击。解放战争时期，韩钧曾任四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陈膺）。北平解放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秘书长、市军管会秘书长。
杨献珍比薄一波年长十二岁，薄一波一直尊称他为“大哥”。杨精通英文，在草岚子监狱时，战友们阅读的英文书刊，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是由他翻译的。到山西后，杨献珍积极配合薄一波接办牺盟会，牺盟会的新章程就是杨献珍草拟的。后又任军政训练队第六队指导员，决死三纵队随营三分校主任。建国后，两人为党的事业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都曾历经磨难。一九八六年，杨献珍九十寿辰，薄一波和几位老战友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为他举办茶话会。一声亲切的“杨大哥”，道出两位革命老人五十多年的战友深情。
和薄一波一起工作，战斗在牺盟会和决死队的还有一批草岚子监狱中的战友，如：建国后曾任农业部部长的廖鲁言，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冯基平，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鹤峰，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李力果，任国防科共委政委的刘有光，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侯振亚，任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唐方雷，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傅雨田，任劳动部副部长的刘亚雄等人。刘亚雄是山西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后为我地下党员）之女。她早年留学莫斯科，当时为牺盟会开办的军政训练班唯一的女兵连指导员，后又成山西抗日根据地中的第一位女专员。
（二）
和薄一波同时在山西从事抗战工作的还有张友清、徐子荣同志。那是党的另外一个工作系统。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一个是张友清为书记的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简称山西省委）。前者做公开工作，后者做秘密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特别交待：一波同张友清，“从现在起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张搞张的。”说不发生横的关系，是说两者在组织关系上没有领导和隶属关系，就个人关系而言，他们是一同从草岚子监狱中走出来的战友，常常是无话不谈。然而，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常有争论。对于薄一波利用牺盟会的形式，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组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张友清并不赞成，主张应该由党的秘密工作来直接领导群众斗争，反对做公开合法工作。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同志薄一波和张友清都去参加。薄一波对张友清说：我工作忙，不能分身，就请你把我们两人的不同意见向中央报告，请中央裁定。张到延安后真的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回来后，薄一波问张结果如何？张回答：“那还不是你胜利了！你完全对，我不对。”
张友清后来担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一九四三年在战场上被日军所俘，因备受酷刑而死，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民族气节。
徐子荣后来曾和皮顶钧一起组织了八路军豫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抗战胜利后，又和皮定钧一起率领这支队伍，奉命南下到桐柏山与新四军会师，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皮为旅长，徐为政委。建国后，徐曾长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职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参加新中国初创大业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薄一波在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开国大典。就在这次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五十六名成员名单，薄一波列名其中。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央书记处书记要他列席书记处会议。七月，根据中央决定，薄一波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陈云工作。与此同时，薄一波还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和筹备召开新政协，并协助周恩来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薄一波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十二月，薄一波又担任全国编制委员会主任，同时仍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薄一波以华北解放区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并在会上发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薄一波
天涯子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仅次于刘少奇冤案的共和国第二大冤案，它曾经轰动国内并震动世界，曾使许多无辜而对革命有功的人蒙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与耻辱。
所谓“61人叛徒”，其实是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其中，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副部长以上职务的就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1931年前后，这批党员大部分因河北省委遭破坏而被捕，被国民党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薄一波等在反省院的四五年中，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同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他们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拒不在敌人事先拟好的“启事”上按手印出狱。其中有的人早已坐满刑期，因拒绝在“启事”上按手印，一直坐到了1936年。
他们在反省院期间，还坚持秘密学习马列主义，在生活上团结互助。为了反对敌人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
到了1934年底，“紧急行动起来，同敌人残酷的迫害和折磨作殊死斗争”，成为被关押的60余名员最强烈的要求和呼声。
斗争方式呢？是越狱、绝食？还是呈文抗议，面对面地说理斗争……？
越狱，冲出敌人的牢笼，在广阔的天地里，拿起武器，像红军战士一样，长缨在手缚苍龙，但连百分之一的成功希望都不存在，不可采用。
呈文抗议，敌人装聋作哑不予理睬，面对面地说理，尽管敌人理屈词穷，但不足以打退敌人的进攻。
绝食，向敌人绝食。这是落进敌人囚笼失去自由的政治犯，反抗敌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决心已定，意志如钢。为了争取绝食斗争的胜利，薄一波领导党支部又作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和秘密的准备工作。首先，向全体党员反复动员和说明，绝食斗争是政治犯除越狱外最高的斗争形式，不能轻易采用。但是一旦开始就必须坚持到底，敌人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绝不复食。
其次，党支部向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写报告，要求反省院内外斗争互相配合，组织新闻记者采访，发动家属亲朋探监，扩大影响，对监狱当局施加压力。再次，为了争取绝食斗争的胜利，要求大家绝食开始后，不要多走动，饿得受不了时，可以喝点盐水。
监狱当局无视政治犯的合理要求，一味压制，促使狱中斗争的急剧发展。狱中党支部决定从1934年12月19日开始绝食。当夜各党小组都进行了讨论，纷纷表态，庄严宣誓：
“保证服从指挥，严守纪律，誓死战斗，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支部的命令，绝不动摇复食！”“宁死不屈，坚决独立战斗到底！”那个夜里，各个号子里都充满了紧张炽热的战斗气氛。
1934年12月19日上午9时，反省院的南监40多名政治犯个个迎着寒风精神抖擞地带着铁镣走进饭堂，在饭桌旁坐了下来，但是谁也没去拿碗筷，更没有人去盛饭菜。肃好后，狱中党支部成员李楚离对监管人员说：
“牛班长，请你去把管理员请下来，我们有重大的事情，要找他来回答。”
“你们不是找过他两次了吗？上面不答复，找他管什么用？”
“上面不答复是上面的事，但他是这里的管理员，事关重大，也必须向他说清楚，不然，他可负不起责任。”
在狱中难友的逼迫下，栾管理终于来了。他惊惶不安地走上饭厅的讲台。头发花白的刘澜涛首先朝他开了一炮：
“管理员，我们提出的4条要求，到现在10多天了，还不给答复，令人难以容忍。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个答复，你不能答复，就请上面来人答复，再拖是不行的。”
管理员摊开双手，显得为难：“上面不答复，我也没办法。”
他还威胁说：“谁要继续闹事，就要从严惩办！”
冯基平激昂地站起来，对栾管理进行了愤怒的谴责。
管理员又要开口威胁，薄一波接着站起来字字千斤地说：
“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保证我们政治犯活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当局不准，还说我们闹事，要加重惩办，是决定不让我们活下去了。这种对政治犯的非人道残酷迫害和慢性屠杀，我们坚决反对！……我们是不怕死的。我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点。”
薄一波的话音刚落，坐在饭堂的政治犯们都已愤怒得涨红了脸，同声发出：“必须立即答复我们的要求！”“不答复，我们绝食！”
“我们绝食！”愤怒的呐喊，震动得饭堂屋瓦欲飞。
安子文最后站起来说：“我们提出的四项要求：全体下镣；
改善伙食；自由阅读公开书报；增加火炉。……是我们现在活命的最低条件。你们现在不答复，就是不把我们当人，就是不让我们活下去。我们连最起码的和生存权都没有了，是你们把我们逼上了绝路。我们赤手空拳，戴着铁镣，万般无耐，只有绝食。现在我们宣布绝食，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决不复食！”
安子文讲完话，转身走出饭堂。南北监60多位参加绝食斗争的难友，个个像奔赴战场冲锋陷阵的勇士冲出了饭堂。找牛班长要信纸信封，向亲友们写绝命书。大家把喝水缸子放在枕边，静静地躺下来绝食了。
敌人欲置革命战士于死地，但当你蔑视死亡时，又使敌人恐惧不已。管理员和看守们都殷勤劝食。这些人都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声不应，不予理会。看守给南北号各增加一个火炉。监房走道中间的小火炉也换成了大红炉。当天晚上就生了火，号子里开始有点暖人的气息了。
第二天早饭时，狱方又来劝食，同样遭拒绝。中午放茅，上厕所的人明显减少了，难友们只舀了点开水。
两天后，人们不去大便了，小便也少了。为了减少走动时体力的消耗，大家都不再出去放茅了，把洗脸盆放在炕前，急需时便在脸盆里小便。
敌人耍尽花样，对这60余名政治犯进行引诱、劝食，但得到的总是“滚开”两个字。
绝食进行到第4天，敌人当真惶恐不安了，要求和政治犯谈判。晚上，各监号传来狱中党支部的通报：“我们的绝食消息，《东方日报》已经登出。今天下午训育员和管理员来劝食，都被拒绝，敌人调来一个排的兵力，加强警戒。不论出现任何情况，都要坚决绝食，坚持就是胜利。”
支部的通报，给难友们一巨大鼓舞，顿时感到比饱餐了一顿宴席还有精神。
4天以后，人们已经不感到饥饿了。只觉空腹收缩难耐，胸部像有东西压得发慌，全身虚弱不堪，翻身都很困难。刘锡五、王玉堂发生了昏迷。
第5天，监狱当局把饿得走不动的薄一波刘子久等背到病号房去谈。
狱方用死亡来威胁，薄一波坚决回答：“我们绝食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唬我们。全体下镣办不到，就没有什么可谈的。”
对方碰了钉子走了。
绝食进行到第6天，局面极为严峻，周仲英、张友清已经饿得昏迷不醒了。魏文伯、李力果、董天知病情急剧加重。
更多的人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几乎没有人能起床走动了。死亡威胁着每个人。狱中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政治犯每坚持一分钟都要付出巨大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都在和死亡搏斗。
然而，绝食到第6天，敌人惊恐万状。急忙派三处处长高胜岳来到狱中谈判。每个监房派一名代表参加。谈判结果，高胜岳答应了几条：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可以打开监房门流通空气，可以看外面公开发行的书报，可以增加火炉御寒。唯独下镣这件事，他再三说：“这是狱中最忌讳的事，不能答应。”但绝食代表们坚持不给政治犯下镣，便不复食。
高胜岳最后被迫同意，病号和身体不好的可以下镣，一般政治犯可减为3斤重的小镣。
至此，狱中党支部认为，绝食斗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斗争应适可而止。如果再继续下去，便会死人，损害革命力量。
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现在可以复食了。这场历时7天的绝食斗争胜利结束了。
复食后，政治犯们咀嚼着那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思考着如何进一步进行对敌斗争的计划。反省院的头头们却恼怒异常。这次闹得那么凶，那么齐心，有纲有领，有进有退，准是有谁在里面指挥？啊！反省院的头头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响，恶狠狠地说：查，我一定要查出谁是首领，一定要他们付出10倍的代价！
敌人实在拿这批人没办法。
这批人继续同敌人进行各种政治斗争。
1936年春，刘少奇到天津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还有柯庆施、林枫、李大章等。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作出了迎接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党中央。
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于是，由柯庆施通过关系将这一决定通知狱中党支部，要求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不执行，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于是，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他们分批履行手续出了反省院。当时按党中央指示出狱的是52人，另9人出狱情况各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一伙把他们放在一起混为一谈是有意把水搅浑，以便于进行政治陷害。
这批员出了反省院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有许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
以后，这批员又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10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经受住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30年中，也就是从1936年到1966年，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员出反省院的问题，由于已有结论，没有当作问题。
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出来的这批员蒙受了极大的污辱。为了陷害这批同志，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风。康生、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一再说：“南开大学有个抓叛徒战斗队，发现了一个61人的‘叛徒集团’。”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红卫兵小将的功劳可大啦”，“要是没有他们，怎么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他们装模作样地把“发现”的奖杯，发给了红卫兵小将，想以此遮掩他们策划的那见不得天日的罪恶阴谋。然而，不管怎样也掩盖不了江青、康生一伙精心炮制和策划这桩大冤案的罪恶。
1966年8月初，捣鬼有术的康生，背着党中央，诡密地指示“彭真专案组”，要他们对薄一波等几十名员在1936年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
这个专案组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6年8月初，我们根据康生的指示，自8月间就开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谓简单手续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种报纸，审查了这批人的档案。”
8月18日，百万红卫兵第一次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那天，戴着“中央文革”顾问头衔的康生，也跻身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主席左边不远的地方。他看到站在自己上首，一心想要“露峥嵘”、“作女皇”的江青，一会儿得意忘形，眉飞色舞；一会儿对仍然沉静地站在毛泽东右边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断地翻白眼，露出嫉恨的神色。嘴里像念咒儿似地嘟嚷着：犯了路线错误，不靠边站，还等什么？
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见此情景，蓦地想起不久前，他布置“彭真专案组”调查刘少奇让薄一波等人登报出狱的事。那时，他是背着人悄悄布置的。他为此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正好有一个观礼的红卫兵站在他的后面，一问方知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康生随即向那个红卫兵说道：“你们红卫兵要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呀！”
那个红卫兵受宠若惊，立即趋前说：“是的，红卫兵将永远紧跟。康老，下步该如何搞法呀？”
“深入！深入！”康生托阴险的目光投向刘少奇说：“‘文化大革命’要深入下去！”
“怎么深入呀？”
“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
“如何查呢？”
“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
“人家让我们查吗？”
“我给你们写个条子，谁敢不让！”康生说着，当场写道：
“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康生8月18日。”
根据康生指示，南开大学红卫兵迅速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并把康生写的条子印发给各个战斗队的成员，作为横冲直闯出入各单位的特别通行证，任意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的特种证件。从此，党和国家的许多机密以至绝密的人事档案，便被人们任意查阅传抄，写在大字报上，印成传单、红卫兵小报，到处张贴散发。大量地泄密失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
南开大学红卫兵，回到学校，立即去揪正在天津治病的前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要他交代被捕叛变问题。又拿出康生开的“特许证”，冲进河北省委查阅高的人事档案。
一天凌晨，出动了大队红卫兵进行突然袭击，抄家洗劫，勒令高仰云全家人立即扫地出门。
与此同时，南大红卫兵驻北京小分队，一面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报纸，一面开始了狂暴的恶作剧：什么“首战杨献珍”，“三审张闻天”，“怒斥徐冰”，“激战朱则民”。到国家经委副主任周仲英、交通部副部长马辉之、内燃机厂副厂长刘尚之等人家里，进行抄家活动。
对于“三审张闻天”的恶作剧，南大红卫兵小报是这样报道的：冲进张闻天家里的红卫兵、团团围住了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怒揭张闻天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张闻天申辩说；“我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
“1959年庐山会议，你同彭德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这就是所谓的一贯紧跟吗？！”
“就反了这一次。”
“住口，你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36年，你勾结刘少奇，指示别人自首出狱，……”
张闻天被突然袭击，半晌说不出话来。红卫兵又怒喝道：
“你放老实一点！”
“也许刘少奇给你打过个电报……”
“什么内容？！”
“我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张闻天在给红卫兵索要的材料中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1936年春），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我现在记得，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讨论，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报告上签了字。”张闻天就是这样，由他一个人承担了一切。（实际上，这件事是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毛泽东也知道并同意的。）
在康生煽动下的“抓叛徒战斗队”在疯狂揪斗逼供的同时，还随心所欲地采取什么“死人活对”、“死材料活查”等卑劣手段，无中生有地炮制抓叛徒的材料。
11月1日深夜，受领了特殊任务的南开大学红卫兵，秘密地起草上书。说他们已“查明”了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
11月9日，他们又提出了“四项战略布署”，向中央文革和中央请示批准。第一，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与首都三司的‘政法公社’、‘财院八八战斗队’联合起来，建立抓叛徒的专门班子”；第二，“继续扫清北京毛主席身边的大叛徒，同时去全国各地，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深挖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第三，随时“提审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安子文”；第四，“把确实已查实的叛徒名单打出去，点全国之火，围剿刘少奇大叛徒集团”。这些报告和布署原来自康生的唆使，自然得到康生的赏识、批准和鼓励。
“四项战略布署”是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
南开大学红卫兵的部署既定，并在康生的支持下立即投入了行动。
1966年11月12日，他们发表了一份号召揪斗叛徒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进驻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南京、苏州、广州、郑州、长春、乌鲁木齐等地。这些战斗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像“弹出膛”、“刀出鞘”般地“杀向了全国各地”。各地也跟着纷纷成立起“抓叛徒”的战斗队伍，把人事档案机密统统翻腾出来，故意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无中生有，栽赃诬陷；把原来只当作走资派揪斗的党政干部，强加上叛徒的罪名，进行更野蛮的迫害和摧残。
11月23日，抓叛徒战斗队要在西安召开大会，批斗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书记胡锡奎。西北局电话向中央请示，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立即回答说：总理正在起草回电，待送主席看后即发你们。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亲笔起草并由中央署名的电报发到了西北局。电报说：“西北局，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出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周恩来刚给西北局回完电，又接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斗的紧急电话请示。
总理电话上明确回答后，又立即以中央的署名，于11月26日给东北局发电报说：“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康生一伙对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所发指示，置若罔闻，蓄意对抗。把反对的主要矛头指向刘少奇，硬是诬陷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的。
1966年初冬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红卫兵，刘宁一和“中央文革”的成员们也都在场。康生说：“薄一波等61人自首叛党问题十分严重。”
周恩来立即站出来说：“薄一波等同志办理出狱手续，是中毛泽东也接着说：“是啊！我记得是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康生却阴险地煽动说：“那时北平是刘少奇，中央是张闻天作总书记，是他们搞的。中央仅仅知道他们办了个简单的手续，他们写的东西十分严重。
为了栽赃陷害，康生还指使专案组采用各种威胁利诱、制造伪证的的手段，加害刘少奇。
1968年4、5月间，有两名穿军服的人来到经济研究所，他们自称是康生派来的，怒气冲冲地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案件，被你从中搅混了。这个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张闻天回家后对夫人刘英说：
“我可能会被捕。”果然，5月16日下午，北京卫戍区派来一个排的武装，把他逮捕了。
专案组胁迫这些人讲假话写假材料，被薄一波、刘澜涛严正地拒绝了。他们又无中生有地诬陷刘少奇指示安子文把“叛徒集团”的“罪证”销毁了。“早在1949年，北京刚刚解放，刘少奇就秘密指示安子文，要把他们这伙叛徒的敌伪档案搞到手。”“北京解放不久，刘少奇怕暴露他1936年策划叛党的一伙的罪证，就提示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秘密布置同案叛徒冯基平，利用职权，将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叛党罪证搜集起来，交安子文亲自保管。1970年1月24日，康生在接见文化、教育、宣传部门军管的负责人时又说：“全国刚一解放，刘少奇派罗瑞卿、安子文到全国各地抓敌伪档案，销毁档案。”他们把北京图书馆报纸中有关叛徒罪行，统统挖掉。到各地方销毁这方面的档案。”“他们为了逃避革命群众的惩罚，使叛徒的面目不被暴露，千方百计地销毁罪证。”
康生还亲自向安子文专案组布置，限期要安子文交代出有关销毁敌伪档案的具体情况和罪证。为此，又抓捕了许多无辜的人，对他们严刑逼供。
冯基平戴着手铐，被专案组揪去批斗审讯了半个月。冯基平气愤地说，这纯是诬陷和强加之罪，自己从未见过有关61人的档案，安子文也从未向自己索要任何材料。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拥也被揪到中组部。刘拥在被严刑逼供的半个月中，他不仅痛斥专案组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还对那些被迫对质，不敢面对真实的人，沉痛而嘲讽地说：“我们应该接受1942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抢救’运动的教训。”刘拥始终顶住专案组的胁迫，表示自己“永远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胡编乱造，害人害己”。专案组咬定他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不时进行拳打脚踢。
在刘拥身上未捞到“稻草”，“安子文专案组”又到狱中去围攻杨献珍，逼迫他揭发交代刘少奇和安子文销毁敌伪档案的“罪行”，并向杨献珍指供说：安子文曾亲自打电话给你，让你到安子文家里去看敌伪档案中有关敌伪档案的材料。看了一个下午未看完，安子文还让你带回家去看。
杨献珍越听越觉得好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1931年被捕后，敌人的审讯总共不过5分钟，哪有那么多的口供材料，竟然一个下午都未看完。杨献珍看穿了审讯者的破绽和险恶用心，轻蔑地摇摇头说：“绝无此事。”
为了把“策划”叛党的罪名强加给刘少奇，江青、康生一伙又指使专案组去折磨安子文。专案组采取胁迫的手段，不仅要他证明刘少奇如何“策划”叛党、如何要他销毁敌伪档案，还要他伪造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
1967年4月，“安子文专案组”的头头，亲自到监狱找安子文谈话：“现在有件事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现在汽车就在门口等着。”
安子文轻蔑地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
“是的。”
“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也没有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安子文断然拒绝制造伪证。
1968年1月，专案组负责人再次来到监狱诱劝道：“头功已经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二等功也有很大的好处嘛。你难道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吗？”
安子文愤慨地说：“我不仅想同家人见面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有什么法子呢？”专案组负责人立即“诱导”他，扳着手指历数刘少奇四次“叛变”的经过。安子文听后鄙夷地说：“你既然自己都知道，就自己写吧。”
劝诱不成，专案组又用手铐脚镣相威胁，安子文从容镇静地说：“手铐脚镣对我不起作用。不戴，我是这样讲；给我带上，我还是这样讲。”
为了强迫安子文提供伪证和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在被野蛮残暴的折磨揪斗之外，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遭受了无休无止的刑讯逼供。在提审目录上记载着：1968年8个月中，安子文被“提审了108次；从1969年到1970年9月中旬，又提审了216次”。不管审讯揪斗如何频繁残忍，安子文坚强不屈，始个员的浩然正气。
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康生在把虚构的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强加给刘少奇的同时，又把一条反动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也栽赃在刘少奇的头上。
康生心怀叵测地说：“北京这60几个人，只是刘少奇叛党和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因此，他在煽动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的同时，还策划各机关、学校的造反派，都卷入“抓叛徒”的漩涡。
1967年5月6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讲话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从此，各种名称的抓叛徒组织，风靡全国。在康生的策划下，不仅揪出了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关押过的“北方叛徒集团”，而且还揪出了“南方叛徒集团”、“开封监狱叛徒集团”、“太原监狱叛徒集团”、“新疆监狱叛徒集团”。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公然凭空捏造，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以原北方局叛徒集团为基础，……拼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叛徒网，遍布于京津、西北、东北、华北、西南、中南各地。其中以京津、西北、中南为中心。京津地区是他们准备搞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宫廷政变的据点，西北是他们纠集储备训练反革命势力的后方，中南是他们里通外国勾结美帝的前哨。”
1936年，已经侵占了东北的日本侵略者，正在伸手华北、平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地平线上还看不到新中国的曙光。
而刘少奇竟然周密地“策划”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遍布全国各地，准备实行宫廷政变的“大叛徒网”。既然在1936年就作好了周密的“策划”，为何在30年的长时间里不声不响，而要等待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进死亡的漩涡呢！多么矛盾的神话！
正是通过大量的逼、供、信，在党的正常生活和党中央正常领导遭到破坏、“中央文革小组”权力无限膨胀的情况下，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的（67）96号文件，转发和肯定了彭真专案组办公室3月7日写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这个所谓《调查》，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地诬陷61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而“叛党出狱”又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和组织的”。康生一伙还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毛泽东于1967年1月31日在谭震林1月28日《关于农动情况报告》上的一段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这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斩头去尾，塞进了这份调查报告中，冒充是毛泽东专门对61人问题的批示，借以混淆视听，盅惑和愚弄群众。
从此，由康生一伙制造的大假案，便成了经过毛泽东确认、党中央规定、红头文件载过、如钉钉木，永远不能改变的铁案。
“61人叛徒集团案”就这样铸成了。
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还把刘少奇当人民内部矛盾看待的态度，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阴谋得以实现。
按照江青、康生一伙的逻辑，薄一波是“61人叛徒集团”的首犯。因此在“抓叛徒”的恶浪中，他自然首当其冲。
事实上，从1931年到1936年，5年多的监狱斗争中，有4年半时间薄一波担任着狱中党支部书记。他冒着极大的风险，领导大家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这就是说当年对敌斗争最勇敢和最有成效者，康生一伙也和国民党一样把他们整得最惨。
1966年9月，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和脊椎肥大症的薄一波，在家里的盥洗室跌倒了，摔得尾椎骨移位，不得不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在他需要病休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薄休养6个月。”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安排下，10月13日，薄一波到广州一处疗养所去疗养。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批准北京地质学院的几十名红卫兵组成的“抓叛徒战斗队”，从北京直奔广州，团团包围住疗养院，冲进薄一波的房间。薄一波正在整理文件，看到红卫兵突然冲进屋里，不免吃惊。但仍然以礼相待。
“把薄一波揪回北京去！”红卫兵一声狂喊，蜂拥而上，又是扭胳膊，又是揪衣领。年近六旬的薄一波被他们推推搡搡，站立不住，他要求向家人交代一下。但红卫兵蛮横地说：“有什么好交代的？！你们还想搞反革命串连！！！”
辱骂催逼，气焰嚣张，不容薄一波有多说的余地。他手中拿着许多中央的绝密文件，既不能交给红卫兵，也不能丢失，便急中生智，冲向隔壁董必武居住的小院，连忙急声呼唤：“董老！董老！”
年过八旬的董老正在院中散步，应声赶来。红卫兵已将薄一波推倒在地。董老不顾红卫兵凶狠地拦阻，拄着拐杖，匆匆赶到薄一波跟前，俯身接过薄一波递来的文件，禁不住老泪纵横。
架着薄一波的胳膊，把他推上汽车，开往火车站，押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以后，薄一波再也没有见到和他朝夕相处数十年的妻子胡明。
诡计多端的康生坐阵北京，自从派出红卫兵后，坐卧不安，担心火车进北京站后，薄一波被劫走。于是，急忙下令，派200多名红卫兵乘了几辆大轿车，赶往保定火车站守候。顿时，保定车站，手拿各种武器的红卫兵，密布岗哨，戒严禁行，如临大敌。列车一到，红卫兵粗暴地将薄一波从火车上拽下来，推上大汽车，直接开往北京，关进了他们早已谋划好的监狱里。
1967年2月9日，在康生的操纵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批斗大会。会上，薄一波又猛然昂起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声明：“我不是叛徒！我是员！”
“胡说！”红卫兵又冲过去，狠狠地抓住薄一波的头发，把他拽开，对着话筒狂喊：“他是从国民党狗洞里爬出来的！”
薄一波不顾疼痛与安危，昂首高声说：“离开国民党监狱的每个步骤，都是遵照党中央指示进行的。毛主席都知道。”
会场一片呼喊、混乱。会议无法继续进行。批斗会进行了三分钟，在一片混乱中散了。
会后不久，1967年3月初，薄一波被转押到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里，又给强加上“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30年代，他在敌人狱中领导党员进行的英勇斗争，变成了罪状；抗日战争时期，他和战友们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卓越贡献，也变成了罪状；全国解放后，他任国务院副总理，直接协助周恩来总理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全成了弥天大罪。
1967年初夏，薄一波和彭真、刘仁被拉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批斗。他们被关押在一幢铁皮房子里，在烈日的暴晒下，室内如同一只高温烤箱。一整天，不给他们饭吃，甚至连一口水也不给喝，只有外面裹着橡皮的铁条和木棍向他们无情地抽打。薄一波的上脊椎骨被打坏了，痛得直不起腰来。晚上，他被拖回监狱，疼痛难忍，要求医治一下创伤。但看守人员讥讽地拒绝道：“你们这号人还想治病，死不了就是走大运！”
那时，“薄一波专案组”每天都要把批斗审讯的情况，写一份《动态情况反映》，报送给康生及专案组，然后采取新的迫害行动。
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他拖着浑身伤痛的躯体，用两天多时间，写出了第一份长达两万多字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几十个员在草岗子监狱里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
叙述他们按照党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也叙述了他1943年在延安窑洞中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的情景。他在文中明确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这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的忠诚。”
当康生看到揪斗薄一波毫无进展时，立即派了3名穿军装的人，带了20个打手，把薄一波揪到审讯桌前，严厉地宣布道：“第一，你们出狱是执行了刘少奇的黑指示，当然也就是叛徒。第二，刘少奇、邓小平和你们是怎样勾结的？你个人为他们卖过什么力？第三，你们从国民党狗洞爬出来的时候，曾经感谢过监狱长对你们的教诲。……”
薄一波愤慨不已，对审讯人员的三条逐一进行了严正的驳斥。
审讯者被薄一波质问得恼羞成怒，咆哮如雷地吼道：“你算个啥？！”猛地一把揪拽着薄一波的头发。薄一波愤怒地抗争说：“你们用这种方法是压人，正说明你们毫无道理，我坚决反对！”
审讯人限他3天之内，写好审讯时指明的三条罪行的材料，不写好不许睡觉。
薄一波打定主意，决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决不违心而言。他一个字也不写，蹬在桌子上打盹，桌子被搬走。他坐在长凳上，长凳被拿开。他躺在床上，四个大汉闯进来，两个人分别抓住他一抛。他被甩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脊背肿了，五脏六腑乱颤了，眼睛直冒金花。抬来两大桶水，冲着薄一波的头和脸，无情地泼了下去。处在昏迷中的薄一波，躺在这一寸多深的冷水中泡了一天一夜。当年在国民党监狱中得的关节炎症，30年后在造反派私设的公堂再次发作了。薄一波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像刀割箭穿般的剧痛，但他仍然只字不写。
酷刑、逼供、凌辱、饥饿都强加在薄一波的身上。但他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这无尽无休的苦难。他决心活下去，要为61人的冤案申诉，为真理申诉。
为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薄一波对迫害进行顽强的抗争，使得打手们无可奈何。1967年9月11日，“薄一波专案组”向康生写的报告说：“自今年1月以后，工交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先后对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批斗100余次。……专案组也重点审查了其历史上被捕的问题。截止目前，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
……”
迫害狂们不仅对薄一波进行残酷的迫害，而且又把罪恶的手伸向了薄一波的夫人胡明和孩子们。
一天，在残暴的审讯之后，专案组突然用尖刻的语言对薄一波说：“你大概很想知道你老婆和孩子的情况吧？可以告诉你，她畏罪自杀了。你的4个孩子，有3个已经抓起来了。
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替孩子们想想吧，他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专案组幸灾乐祸，企图以此来软化薄一波，逼他低头，承认自己是叛徒。
像漫天的冰雪浇在薄一波的头上，他被冻僵了；像千百把刀子戳在了心窝，心肠痛碎了。他痛切地想念妻子、想念孩子。她是怎么死去的呢？望着黑沉沉的监狱，薄一波苦苦地思索着……直到8年之后，他才从孩子们的口中，知道了一点情况。
胡明生前是第二轻工业部党组成员、工艺美术局局长。
1967年10月14日，二轻部的造反派从广州胜利宾馆女服务员的宿舍揪往了她。经过野蛮地搜身后，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上车后受着严密的监视看管。从广州到长沙仅仅14个小时，胡明竟然在途中自杀了，尸体又被送往长沙的火化场火化了。她为什么要自杀？她又是怎么自杀的？自杀前有什么表现？有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是谁押解她的？是谁决定又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在途中火化她的尸体呢？……有多少使人迷惘不解的问题啊！
薄一波北京的家，早被洗劫一空。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孩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967年12月下旬，20岁的薄熙永，18岁的薄熙来，16岁的薄熙成，都被投入了监狱。他们都是正在读书的学生，没有触犯任何刑律，没有任何越轨行为，薄熙成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抓捕他们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只有谢富治签字批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的一张字条：“把他们先关起来再说！”直到1972年8月，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才被释放出来，关了整整4年8个月。同样是由于周总理的关切批示：薄一波这样的人有了病，还是应该给治的嘛！薄一波亦因此才得以住进了医院。1972年10月26日，被囚禁了5年零10个月的薄一波，在304医院里才见到了他的孩子们。但病房门口仍然站着荷枪监押的人，专案组的人形影不离。
这时，康生还指示专案组：“不放松对薄一波的监护，审讯仍然照常进行。”
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他的努力，许多老同志从监狱释放出来。2月9日，中央专案组向薄一波宣布说：经毛主席批准，解除对你的监护。现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
薄一波被送到了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孩子们获准和父亲住在一起。当他们看到被折磨得步履艰难、眉须皆白的父亲，想到妈妈的惨死和各自屈辱的遭遇，相互抱头痛哭。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横遭惨祸和冤狱的并不止薄一波一家人啊！薄一波是十分坚强的老人，他含着泪花，听着孩子们的叙述，这才知道了胡明被害的经过。
5月9日，中央专案组的人又跑到招待所向薄一波宣布：
“你不能在北京久住，立刻到河南安阳去。河南的同志已来京接你，限期三天。”
薄一波坚定地回答：“我不走！我是公民嘛，我有自己的自由。”此后，每隔三天，专案组就来人催赶一次。并且扬言要采取强制措施。但薄一波坚决顶住，绝不受他们任意摆弄和虐待。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申诉信，又写信给邓小平副主席，请他呈转毛泽东主席。
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把薄一波的信拿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他说：“那次出狱的整个经过，都是中央决定的。”“硬说他是叛徒，我不能同意。……”
7月17日，“中央专案组”背着小平同志向薄一波宣布“审查结论”，仍然说“薄一波是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又说：遵照毛主席“调查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关起来，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
宣读完毕，问薄一波有何意见，并要他在结论上签字。薄一波说：“把‘按刘少奇的黑指示’中的‘黑”字和‘进行叛党活动’这句话去掉，把‘刘少奇’改为‘党中央’，把‘叛党活动’改为‘为党工作’，我马上就签字。”
僵持了一上午，当然不会达成协议。
宣布人说：“性质问题，组织处理。中央已经决定了，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签在上面。”
薄一波在“审查结论”的后面写道：“此结论不符合历史实际，我坚决不同意。我将就有关问题，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比较详细的材料。”
当晚，薄一波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8月15日，薄一波给毛泽写了第二封信，再一次为1936年出狱问题作了辩解。并写道：“不久前，专案小组正式向我宣布了中央审查小组给我作的结论的意见。我迫切希望主席能看到，给予审检批示。所以，除送专案组外，直接从中南海西门呈送给您的。”
1977年7月，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粉碎10个月了。但害着“左”的顽症的专案人员，又风风火火地跑到招待所，逼着薄一波搬离北京。薄一波拒不理睬。薄一波仍像30年代在国民党监狱一样，面对江青、康生一伙的淫威，蔑视“左”的遗风，以人无比的勇敢和智慧战胜了敌人一次又一次阴谋，到达了胜利的彼岸。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薄一波又以他无比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顶住了逆流，粉碎了阴谋家们的诬陷，迎来了曙光。
薄一波巧定空棺计(故事)
沁源县闫寨村是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部所在地，1941年10月，决死纵59团团长胡兆祺在掩护司令部突围中不幸被日军俘虏，为了不让敌人弄清胡兆祺的真实身份，薄一波等领导假戏真做，用空棺计巧妙地迷惑了敌人，胡兆祺得救了。
在1941年10月的一天，在沁源县闫寨村，太岳军区司令部的旧址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但是送葬队伍从这里抬出的却是一只空棺材，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日寇对沁源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太岳纵队59团、25团和386旅16团掩护纵队领导和区党委机关转移，鬼子发觉后紧紧咬住不放，部队被包围在马森、城壁一带的大林区，鬼子以几倍的兵力像蝗虫一般猛扑过来，战士们奋勇反击，整整激战了两昼夜，领导机关安全转移突围出去了，可是59团团长胡兆祺和百余名战士不幸被俘。
俘虏以后，日本司令清水在人群里面寻找胡兆祺，沁源县史志办主任赵庆和看见一个大个子抓出来问你是不是胡兆祺？胡兆祺讲我是伙夫。你认识不认识胡兆祺？他说认识。胡兆祺在什么地方？他说胡兆祺在山上。
敌人不知道胡兆祺被俘的情况很快被我们的情报人员汇报给了薄一波同志，薄一波同志当即决定召开追悼会，给敌人造成胡兆祺已经牺牲的假像，并伺机营救落入敌手的胡兆祺。为了把假戏演真，薄一波亲自主持纪念胡兆祺团长及阵亡将士追悼大会，院中摆了一口漆黑的棺材，早已准备好的烈士碑上也刻上了胡兆祺的名字，在场的官兵和群众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那么对这个气氛有很大影响的是胡兆祺他老婆和孩子，他老婆不知道，以为她男人真的死了，所以在棺材上嚎啕大哭，引得在场的人都哭得泪流满面。
敌人的侦探很快把消息报到了司令部，日军确信那是事实，乐得上报请功，再也没有调查被俘获人员的身份。后来经过我方积极营救，胡兆祺最终得救了。
一个难忘的时刻
张海蝉
1978年11月初的一天，郭修真听山西办事处的一位同志讲，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薄一波副总理，现住在国务院西直门招待所，据说罪名是“大叛徒”，他当时的处境非常孤独。
一、自我介绍认老乡
修真对我说：薄一波同志是你我心目中最尊敬的定襄籍老革命家，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还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我于1937年夏在太原高中毕业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我二哥给阎锡山当秘书，留我在阎府中干点差事。因我早听说薄一波和我八叔都是共产党人，故我对阎锡山那一套防共反共的主张非常反感，便决定回定襄参加了抗日救国工作。现在薄一波老乡处在最倒霉的时候，我想去看看老乡。因为人在最倒霉时，最希望有人关心和看望他，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俩星期天去看看老乡好吗？
我说好是好，问题是薄老不认识我们呀！修直说咱们去了自我介绍不就认识了嘛！于是我俩11月上旬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来到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打听薄一波住哪个房间。服务员听口音便知道我们是薄的老乡，就领我俩来到楼下阴面一个房间门口，推开门让我们进去。当时薄老正在床上躺着，听到有人进屋，猛然坐起来问：“你俩找谁？”
修真赶忙说：“我俩来看你这位老乡，我叫郭修真，郭卯元是我八叔。她是我老伴叫张海蝉，曾经是郭继成同志的爱人。”
薄老听到此，激动地说：“郭卯元曾是我的老伙计，1926年夏，我回定襄时介绍郭卯元等几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就组建起咱县党支部，我俩都是支部成员。郭继成英雄是咱定襄的骄傲，也是我们蒋村人的骄傲，可惜牺牲太早了。薄老问:“继成是哪年牺牲的？”
我说：“1943年10月25日，在芳兰村战斗中牺牲的，当时才24岁。”
薄老惋惜地说，正为民族争解放，为祖国争独立，为人民争生存的关键时候就牺牲了。人生价值在于为祖国的贡献大小，年仅24岁就成为名扬晋察冀边区的抗日英雄。这是他对日寇进行无私无畏殊死斗争换来的荣誉。
薄老话题一转说，他们送我来招待所时，说我是个大叛徒，要大家和我划清界限，所以招待所的人都不敢和我说话。我只好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书读报解苦闷。你俩敢来看我，说明是对我的信任，知道我的一些底细，使我喜出望外啊！
二、难忘的一次谈话
这时，薄老说起他12年的处境来。他说，10年文化大革命和两年徘徊，我身陷囹圄，经历了一场特殊斗争，就是共产党要打倒共产党，给我扣上大叛徒的帽子，也属于共产党要打倒共产党的一例。
随着斗争时间延长，其真相逐渐大白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而被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互相勾结利用，其阴谋都是为了纂党夺权。1971年3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制订了《“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抢班夺权。其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彻底破产。
1975年3月，张春桥极力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是一个阴谋。是“四大帮”企图借以攻击和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达到他们阴谋反党乱军纂夺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
1977年7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了。看来，解决一些老干部的问题，也指日可待了。薄老完全相信党会还他一个清白公道。
我俩与薄老交谈了很长时间，临走时薄老一再讲：“希望你们再来，陪我说话：”我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会再来看老乡！”
这次我们看望薄老，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与思维敏捷，记忆力强，判断是非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79年春，听说薄老已回到国务院又当他的副总理了，我们非常高兴，后来再没有和薄老见面交谈过。
三、回故乡凭吊薄老
2007年6月初，我在子女们陪同下，回了一趟定襄故乡。第二天便专程来到蒋村，上午看望了给郭继成同志过继的后代，下午就特意参观了薄一波他老人家的老宅。当时因薄老去世不久，北屋里还设有灵堂，使我们有机会向薄老的遗像深深三鞠躬，以示缅怀。
现将《一个难忘的时刻》献给“百年一波，千古巨谰”，表示我对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本县最早的革命家薄一波同志的敬意和怀念之心。
薄一波故居三咏
薄圣亮
老连纸
薄一波故居蒋村盛产白麻纸，有一个品种叫老连纸……
因为原料是麻，
所以他柔韧；
因为经过石碾反复碾轧，
所以他坚毅顽强；
因为曾在水中无数次地浸泡，
所以他洁白清纯；
因为曾经过阳光的照晒，
所以他光鲜透亮。
农家都把它糊在窗户上，
顿时春意满堂。
风，扯不开它，
雨，打不透它。
就这样它默默地守护在那儿，
温暖着一座座欢乐的小屋，
温暖着一个个恬静的心房。
老枣树
薄一波故居有一株老枣树，坚挺而威严……
这是一棵，
普通的枣树，
它深深地扎根在泥土里，
备尝了贫瘠的清香和艰难的酸辛。
一年年挣扎，
一年年求索，
一年年向上，
一年年斗争。
经受了，
春的寒流，夏的暴雨，秋的严霜，冬的狂风……
终于，
坚强了秉性、高大了躯体、茂盛了枝叶、丰硕了满枝的繁荣。
于是，
它为春，缀满了迎风闪烁的金星；
它为夏，撑开一柄避雨遮阳的大伞；
它为秋，捧出溢满山川的芳香；
它为冬，送去热扑扑一片火红。
老石磨
薄一波故居里有一盘老石磨，磨缝里溢出来许多故事……
上一片圆石，下一片圆石，
圆石上匀匀地凿出许多条浅沟。
多上年来，
这磨就那么转啊转，磨啊磨，
磨出了五谷的甘甜，
磨出了岁月的蹉跎。
它曾磨碎过，
刷肠的粗糠、填肚的树皮和救命的草禾，
也曾磨碎过，
多少个希冀甜甜的梦歌。
梦，也能磨碎？
磨啊磨，
那梦歌正一曲曲唱响着满山满坡。
2007.11.22
踏莎行·忆薄老（外一首）
作者：常春
此国富民强、和谐安康盛世之际，忆老辈革命家之丰功，元知“创业之艰辛”，吾辈今日之幸福实属不易，遥想烽火岁月、边声连起，民族儿女浴血苦战，终究气吞万里、成就乾坤。正值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诞辰100周年，特提笔作词二首，以念其功绩、光其功德。
风雨忧患，金戈铁马，从容沙场戎装路。智略超群聚勇夫①，挥拥驱除日寇。雁门雄关，五台山下，斜阳英姿尽风流。皓月千山惊雷动，旌旗纵横慷慨颂。
浪淘沙·记薄老从戎报国
河东遭凌掠②，叹寄无言。苒苒动魄魂惊处。感伤目极山和水，何时唤回。流光少年头，“靖康”甚耻。临风独凭宝光处。正待明朝凌云簇③，浩荡争渡④。
注：①指薄一波组织成立抗日决死队。
②指山西遭日寇侵略，也泛指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③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抗日的伟大胜利。
④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尽显风流。
——为纪念薄老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怀念
张尚瑶
一
村头那棵老槐树，
还在把你等。
就在这棵大树下，
你告别了众乡亲。
你是一支箭，
家乡是张弓。
带着满腔热血，
你走进了新军营。
你如太行猛虎战场显神威。
新军庆功会上，
你呀数第一。
为了家乡离家乡，
奔向战场。
奔向战场，杀向那鬼子兵。
二
家乡那些父老们，
还在把你等。
乳名乡音粗茶饭，
一生难忘情。
家乡是壶酒，
越老味越醇。
一方水土一方人，
故乡才是根。
你是家乡父老心中的英雄。
牺盟战旗飘，
家国本一统。
纵然身在千里外，
乡情难断，
梦里常相逢。
新韵赞薄一波三首
续八宝
一
蒙岭苍苍滹水寒，
云遮雾笼月消颜。
星星之火兰台起，
百里燎原忻定川。
注：1927年初，薄一波与贺凯等人在兰台村创建了中共定襄临时县委。
二
卢沟热血色犹彤，
日寇铁骑逼雁同。
反借奸雄借刀计，
抗敌决死大旗红。
注：“七七”事变后，日军逼近山西，阎锡山欲借共产党组建新军为其所用。薄一波奉党的指示创建了名归阎统辖，实由共产党人指挥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三
山梁沟岔闪寒芒，
劲旅兼程奔太行。
九路围攻敌焰挫，
边区艳帜自高扬！
注：奉朱总司令指示，薄一波率部开赴晋东南，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的两次九路围攻。
一代元勋垂宇宙
——纪念薄一波诞辰100周年
啸虎
一声霹雳惊雷吼，
一波诞生蒋村堡。注①
一十七岁跟党走，
一身胆略斗白狗。注②
一支铁军决死队，
一统江山在运筹。注③
一朝雪耻驱日寇，
一夜春风笑语稠。
一寸丹心求民主，
一尘不染数风流。
一颗红心写春秋，
一代元勋垂宇宙。
注①1908年2月6日，薄一波诞生在蒋村东堡。
注②他17岁入党，在白色恐怖下与“白狗子”（旧警察、特务、汉奸)斗争。
注③抗日战争爆发前夜，薄一波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先后经历大小战斗6千余次，解放县城45座，歼敌12万余人
薄一波同志关怀家乡建设
齐孝亭
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国家领导人薄一波同志非常关心家乡建设，给予很多关怀支持，大家十分崇敬和感激。
上世纪八十年代，忻州地区兴建神（池）河（曲）地方铁路，在铁道部、特别车辆军副部长、北京铁路局，特别是党委郭修真书记支持下，走出一条地方铁路地方建的路子，实现质量好、进度快、投资少，成为“全国地方铁路建设的典范”。建设中，薄一波同志给予很多关怀支持，神河铁路二期工程胜利完成通车运营后，薄老很高兴，亲笔题词“晋西北人民的幸福之路”（见题词照片）。
后来，忻州地区兴建宁（武）静（乐）地方铁路，薄一波同志立项时亲自接见听取了地委书记张秉法、行署副专员范怀成、刘尚志、秘书长杨学书的汇报并合影，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宁静铁路已于2000年12月建成，宁武至化北屯段，杜五安副省长参加了通车典礼，并剪彩、讲话、题词；化北屯至静乐车段现已建成。铁路建设员工和当地干部群众，对薄老的关怀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切的怀念。
（原神河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党委书记，宁静铁路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现宁静铁路公司）
薄老家乡父老挥泪送薄老
本报讯（特派记者马茂虎）“沱河落泪祭先辈 龙山垂首思骄子”元月21日上午，在薄一波同志的家乡定襄县蒋村，有政府官员、学校师生、群众代表和薄老的亲属1000余人自发组织的吊唁队伍，胸前佩戴小白花，排着长龙在他的故居院内设立的灵堂向薄老的遗像挥泪告别。
上午九点，由定襄县文化旅游中心设立的吊唁活动正式开始，在蒋村通往薄老老家堡门的大街小巷，悬挂着“深切怀念薄一波同志”和“薄老，家乡人民永远怀念您”等黑色横幅，电线杆上、庭院门口贴了众多白纸黑字的挽联。在公安、交警的维持和疏导下，1000余名家乡父老缓缓走进薄老的庭院进行三鞠躬，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家乡骄子薄一波同志的丰功伟绩，然后回到薄老的正房，参观薄老生活过的遗物、遗像等。在灵堂，记者看到定襄县四大班子、蒋村乡党委政府和村、支委会、县文管所、学校等送来的花圈摆了满满一院，薄老遗像周围摆着99多葵花和两个九莲灯和四个元供以及香烛等。灵堂上方一条黑色的横幅上写着“深切怀念薄一波同志”上联写着“德盖神州映河山”下联写着“功昭天下辉日月”。薄老的表亲戚、42岁的杨林海（薄一波旧居管理员）告诉记者，99朵葵花象征着薄老走完了99个年头；九莲灯表示我们要永久地怀念他。薄老的邻居、78岁的李会元老人在薄老的遗像前说，阎锡山逮住薄一波后舍不得坏了他，给了他个职权叫他镇守晋东南抗日。我十来岁时，我父亲李林治跟上薄老参加了晋东南的绝死队，在沁源战役中光荣牺牲。我感到很自豪。他说，薄老是个正直思乡的人，1958年回这个院子里住了20多天，最后一次回来是在1982年，还在西房里逗留了近两个小时。说着李会元老人眼圈红润，他说，薄老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对后代的培养，曾经资助过本村学校的建设和蒋村造纸厂等企业的生产。90年代末，他儿子薄熙来还为学校送来电脑等，还十分关心和帮助家乡的农业产业化建设和锻造业的发展，使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们永远怀念他。村里一位姓薄的老人对记者说，薄老一生耿直而又光明磊落，不为自己的亲属谋私利，他未出三服的家人薄玉存四个儿子先后参军，为保卫祖国和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但薄老没有因为是家人而特殊照顾。中午12点多，吊唁活动结束后，记者来到薄老故居东边的一个高岗地带——薄老的祖坟看到薄老的爷爷奶奶和父母的坟墓旁松柏环绕四周，青石盖茔，许多人在此凭吊先者。
一位姓段的村民告诉记者，2006年秋天村民们就有一想法说，过了春节乡亲们准备在村里热热闹闹地为薄老过百岁生日，实际上按虚岁薄老已经100岁了，没想到百岁大寿没过成他就走了。记者字采访中了解到，连日来，薄老去世的噩耗传到家乡后，家乡人迷纷纷用当地古老的传统的祭奠方式蒸馍捏供，悼念这位家乡骄子和尊敬饿长者。19日一大早两个大巴车满载着60多名乡里和村里的代表和薄老家人、亲属直奔北京为薄老送行；村干部专门赶制了6个直径分别为60公分大的馒头专程捎到北京要摆在薄老灵堂上表示家乡儿女对薄老的思念之情。
21日傍晚，记者离开定襄蒋村时，大部分村民三五成群地围爱电视旁观看着薄一波同志在北京遗体告别和八宝山火化的新闻。我们共同祝愿薄老一路走好。
永远的丰碑
——谨以此文献给薄老诞辰一百周年
中共定襄 县 委
定襄县人民政府
在薄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定襄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一起，深切缅怀薄老的丰功伟绩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同时，把对他老人家的思念、敬仰，化做团结奋进的力量，以奋发图强，励志改变家乡面貌、实现薄老遗愿的扎实行动，来告慰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伟人。
薄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同时，薄老也是我们定襄县的骄傲，是滹沱河、牧马河养育的优秀儿子，是定襄这一方水土上永远飘扬的光辉旗帜，是定襄县二十万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薄老于1908年2月6日出生于我们定襄县蒋村。薄老祖辈务农，父亲后来以造纸作坊为生。薄老的父亲十分开明，虽然家境窘迫，仍坚持供薄老求学 ，以期望改变旧中国农民的悲苦命运。薄老自幼聪颖，而且，很早就表现出了过人的领导才能，深得同龄人的拥护爱戴，甚至有的成年人起了争执、纠纷，也爱找他来评理。1919年，薄老从蒋村初小毕业后，学绩优秀，被保送到定襄一高学习。在一高，薄老更是表现了他的出类拔萃，他从不墨守成规，不死读书，勇于同陈规陋习斗争。有一回，一位姓赵的老师使用戒尺体罚学生，薄老便站起来，义正词严地指出老师的错误。可见，薄老在少年时代即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坚韧、聪慧的个性。三年后，即1922年，薄老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定襄一高毕业，同年，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
薄老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一面潜心读书，一面涉足探研社会。除了学习正常的文化知识，薄老还学习了正规的军事课程 ，如《步兵操典》、《军事典范论》、《内务条令》等。从而得以系统全面地了解、洞察时局，并通过“觉民派报社”等渠道，接触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进步书籍，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在1925年，薄老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开始全心全意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开始了他漫长而执著的革命生涯。
薄老一入党，便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了革命运动之中，他组建了国民师范学校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26年，薄老又担任中共太原地方执委会北部地区委员会副书记，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有力地声援了五卅运动，领导了与山西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在薄老的组织领导下，山西的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到1927年初，仅国民师范就有了30多名党员、200多名团员。全省的党员发展到了400多人。
伴随我党、我们国家的坎坷履程，薄老的一生同样是艰险曲折、坎坷不平的，但薄老始终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爱国情操，矢志不渝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懈奋斗，把毕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1927年，党组织派薄老回忻州、定襄、崞县、繁峙一带开展地下革命工作，薄老担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员，对晋北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7年夏，薄老回我们定襄后，很快恢复了定襄县委，重建了党机构，将党的机关设在了滹沱河北岸的阎家庄。从而，这一时期的定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团员的数量迅速增多，扩大了党的有生力量。给党在全国的发展壮大，造成积极有益的影响。1928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薄老受到国民党追捕，接到群众报信后，薄老沉着冷静地销毁了文件，准备离开时，与国民党特务不期而遇。薄老临危不惧，当即表示，愿意带他们去抓捕刚离去的薄书存。敌人急于去追捕，就说不必了。就这样，薄老机智勇敢地甩脱了敌人。薄老“临危不乱，处事不惊”的风采，今天想来，仍然魅力无穷，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值得我们学习。
薄老被阎锡山通缉后，不得不离开了山西，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故土。这一去就将近10年，直到1936年，薄老才又一次回到家乡。
1936年，薄老从北京草岚子监狱出狱后，党中央派薄老回到山西，组成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薄老任书记。薄老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成功地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特别是接办、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使牺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群众抗日团体。仅1936年12月，牺盟会就训练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村政协助员1000多名，3个月发展了20万名牺盟会员（其中定襄籍有60余人）。到1939年夏，牺盟会员发展到300万人左右。牺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成为山西乃至全国抗战的骨干，实现了对山西旧政权的改造，使山西105个县政权中70余个掌握在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员手中。
我们定襄在这一历史时期，薄老在家乡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在薄老的卓越领导，党的工作进展顺利，短短的时间内，就发展了60多名牺盟会会员。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为了不断扩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薄老抓住时机，向阎锡山建议组建新军，得到阎的同意。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立。薄老先后担任总队政委、第一纵队政委。在这项被毛泽东同志形象地譬喻为“如履薄冰”的工作中，薄老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胆略和智慧，他创造性地制定和应用了《政治委员制度条例》，条例规定政治委员在部队中拥有最高的权力，包括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权力，规定政治委员对纵队长或团长以及政治主任拥有绝对的领导地位，这就为确立党对部队的领导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为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同时也限制了军事干部，主要是针对旧军官的权力，保证了我党对新军的领导权。使这支力量很快由一个总队发展到四个纵队，成为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1937年11月8日，薄老就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山西第三区公署专员，他率决死队第一纵队前往晋东南抗日前线，领导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这支部队在薄老的领导下浴血奋战，战功显赫，单1938年与日军在“占领区肃正讨伐”一战中，就歼敌200余人，俘获日军官一名，收复了安泽、沁源、长治等县城。在薄老英明的决策领导下，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共围剿阴谋，在1939年的12月事变之后，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坚力量。
牺盟会的改组和新军的创立，对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称赞薄老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1949年，在建国之初，薄老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后又担任全国编制委员会主任，仍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老和中财委的同志一起，精心组织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不到一年成功遏制了通货膨胀,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财经战线上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文化大革命”中，薄老遭受了残酷迫害。薄老的爱人、革命伴侣胡明同志不幸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党中央为薄老彻底平反。1979年7月薄老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5月薄老任国务委员，曾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和1987年11月，两度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薄老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但从未以“大干部”自居，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淳朴务实的工作作风，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最让我们感动的是，薄老在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民族振兴而日理万机的同时，始终十分关注家乡的建设。可以说，家乡的一草一木、家乡的隐定发展、家乡的繁荣富强，都与薄老的关注、牵挂、操劳戚戚相关。
1979年，蒋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华堂和团支部书记刘存贵，赴京参加定襄蒋村人、前国家林业部副部长胡仁奎的追悼会。正在协和医院治疗的薄老听说后，不顾病体，亲切地接见了家乡人。话语言谈中，薄老表现出了对家乡深切的思念、对家乡建设的高度关注。
薄老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无时无刻不挂念家乡的各项工作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新中国成立后，薄老曾于1958年和1982年两次回到定襄。在与农民薄计生的交谈中，薄老提到村里共有86眼水井。薄计生一时不敢应答，一辈子种地为生的他说不出蒋村一共有多少眼井，而薄老却了如指掌。也就是这一年，在薄老的关注下，蒋村乡吃上了自来水。
蒋村新学校在薄老的关注下，终于建成了。村干部去给薄老报喜。薄老要求村干部，要带领百姓致富。并向蒋村学校赠送了薄老所著的《领袖元帅与战友》、《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论牺盟会与决死队》等书籍。时隔几年，薄老将自己的稿费和多年的积蓄共计18万元，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薄老的捐款加上当地的筹集资金，建成了山西沁源县阎寨希望小学。
更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对薄老的人格力量充满敬意。七十年代末，定襄县有关干部曾进京找到薄老，希望薄老能帮助解决水电站的再投资款项，共40万元。薄老详细了解了该工程的进度和整体规划后，断然拒绝了家乡人的请求。薄老表示，目前我们国家正调整国民经济计划，要紧缩一部分基建项目，定襄也不能例外。家乡人不理解，宝钢等耗资巨大的工程都可以批，为啥定襄一个几十万的小工程要下马？薄老耐心地解释，今天一些工程的缓建，就是为了以后更大的工程上马。薄老说，我是定襄人，但又不全是定襄人，这件事情上不能有本位思想，应当顾全大局。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薄老朴实无华的革命情怀和情系故里的赤子丹心。但薄老对家乡的爱、对家乡父老的爱，不是溺爱，不是浮浅的爱，而是深沉的爱，博大的爱。
今天，全县人民沿着薄老的指引的方向，遵循着薄老前进的轨迹，我们定襄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蒋村这个昔日只有农业和手工业的落后村庄，如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位列全县前茅的富裕乡。我们全县的农业，工业，旅游业，民俗文化等各行业都蒸蒸日上地发展着，我们的两次招商引资会成功地融入资金上百亿元。在隆重纪念薄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缅怀过去，但更要瞻望未来。薄老离我们远去了。但薄老的精神永存！我们失却了一位睿智的长者、精神的导师、高尚的楷模、事业的先驱，但薄老的博大胸怀和可敬的高风亮节永存！薄老的精神是一座永远屹立的丰碑，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我们定襄县委、政府、全县二十万人民，一定不负薄老重望，继承薄老的革命遗志，精诚团结，克己奉公，把定襄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薄老的丰功伟绩，万众所仰；薄老的巍巍德望，千古颂扬。
定襄的今天，山河共彩；定襄的明天，日月齐光。
三学薄一波
佚名
1.学习长寿之道
以前大家一说起邓小平的长寿，民间总会有各种说法和猜测。通常的说法，一是个子矮小有利于长寿；二是作为高层领导，获得的医疗条件比较好。现在看来，薄一波比邓小平更长寿，而且个头在常人中属于高大的。看来，长寿跟个子高矮没有必然联系。至于医疗条件好的情况，应该这样理解，即便是医疗条件优于常人，但其工作强度、革命生涯中压力之大也重于常人，并不占多大便宜，老百姓活过一百岁的并不鲜见。长寿的关键，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养生，而不在于医疗。
老年薄一波应当是重视养生的；但老年薄一波更重视的事情，看来是写作。10年前，薄一波还写了一篇长文纪念老领导陈云――《陈云的业绩与风范长存――为纪念陈云同志逝世一周年而作》，其中有一段说到养生：
“我初到延安时，陈云同志还不到４０岁，身体就不太好。……但他懂’养生之道’，受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启发，想通了多做和少做、工作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了这一对矛盾，活到９０高龄，并因此而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更多的贡献。我７８岁那年，陈云同志（时年８１岁）为我手书条幅一帧，升华为’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这富有哲理的１２个字。他的经验之谈使我心向往之。遗憾的是，我始终做不到。’非不愿也，是不能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我觉得要抓紧干，特别是应该把自己在中央领导下亲身经历、知之甚详的大事、要事、经验、教训赶紧写出来……”
报章上报道的薄一波养生之道，是这样说的：“退出领导岗位后，薄一波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不时下象棋、打扑克牌、打太极拳、练书法、看书、写回忆文章……还不时地勉励儿孙们登高望远，磨砺成材……”看起来真的不难。比如每天打太极拳，肯定对身体很有好处。
报章上说到出生于大富商家的荣毅仁，老年时候吃得很少。这应该也是养生之道。
2.学习处世之道
薄一波是位十分亲切、谦和的人，虽身处高位，却不摆架子，不打官腔，对人和善。早在战争年代，薄一波就与身边的伙夫、马夫、勤务员、公务员等工作人员相处得十分和睦融洽，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建国以后，跟外部单位的人接触，也亲切地支持别人的工作，慈祥地聊天，让下面的人都乐于同他打交道。
1998年，90岁高龄的薄一波再次回到了魂牵梦萦、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山西沁源，捐款出来，建起一座希望小学。
一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丰功伟绩的领导者，经过无数的考验和艰难困苦，而真正成为万众崇敬的人。坚定的信念、明确的选择、执著的追求、高尚的情操，让一个人精神不垮，让一个人有足够的力量打败任何挫折，并获得健康。
去年逝世的荣毅仁最后所达到的职位相近，活了89岁，根据《大公报》的报道，老年荣毅仁重视修身养心，他说：“养心就是养生”、“我比较乐观”。
他们的人生，走过的路比较多，必然都经历了不少曲折。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使他们获得了对人生困苦的免疫力，迈过了一道道难关。
3.学习育儿之道
大家都知道，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曾经在大连市当过多年市长，商务部部长，现任重庆市委书记。在大连期间，薄熙来成为政坛明星，民意极高，粉丝无数。
对此，我也有感性认识。前些年，我到大连出差，听到的都是大连市民的敬仰之词，父母官能做到这个水平，实属不易。有一次，正值大连服装节开幕前预演彩排，各单位都发了门票，分公司有位同事让出她的门票，我得以前往看热闹。有一个场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大屏幕上出现薄市长坐在看台上的画面，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薄市长略微有点惊诧，抬头看了大屏幕弄明白以后，向四方招手示众。显然不是事先安排的掌声，实际上体育场也安排不了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慕马案爆发的一个背景，就是同时期两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面积相近，而大连的土地出让金总额是沈阳土地出让金的若干倍，一廉一贪，昭然若揭。
想来，薄一波对孩子的教育，老百姓肯定是感兴趣的。可惜，我也无法知道细节。说两段感性认识吧：
薄一波小时候，是村里的孩子头儿。四岁那年，弟弟出世了。家里欠了一身债。这是薄一波记事以后刻骨铭心的第一个记忆。能在长大以后，经常想起这些生活经历的人，一定有很强责任感；能把这样的生活体验传承给孩子，这样的孩子一定明白世事，很早懂事。
薄熙来上小学是在北京实验二小上的，从来没让家里小轿车接送过，家庭教育比较严格，小学毕业时神情、作派都有乃父风范。在他成为政坛明星后，一次采访中谈到父亲时，薄熙来说：“父亲对我的帮助主要是教育。一个人将来能否做点事，主要看青年时代是否受到学识、品德和素质上的教育。我从我父亲那里得到很多这方面的帮助。 ”从这段话里，能够看到的最大特点，就是坦诚、自信，很有底气。很明显，长大以后的薄熙来成了一个能做事的人。
（望作者见文后与编辑部联系））
一波叔叔鼓励我永向前
郭诚文
我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后，写信将这一喜讯报告给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叔叔，很快我就收到了叔叔的亲笔回信，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现将全信抄录于下：
诚文：
祝贺你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你一生中最最重大的新的里程碑！祝望你在今后的岁月里，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有高尚理想、有科学知识的人，能够为四化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永远为共产主义奋斗献身！
你的这一行动，我相信也是符合你父亲的意愿的。
祝在共产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薄一波
一九八五年一月八日
我父亲和一波叔叔于1925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是老乡、同学、朋友，关系密切。1936年，阎锡山要抗日，确定了联共抗日方针，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我父亲任临时执委委员并被派赴北平请薄一波返晋“共策保晋大业”。父亲带了500块银元及阎锡山给宋哲元、薄一波的亲笔信去北平活动，把薄一波从草岚子监狱保出来。薄一波请示了北方局，批准返晋。父亲又从太原火车站将薄一波接回，住在我家里。最后薄一波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这中间我父亲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基于这种关系，一波叔叔对我们很关照。一波叔叔在信中写道：“祝愿你在今后的岁月里，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有高尚理想、有科学知识的人，能够为四化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永远为共产主义奋斗献身。”我始终遵照一波叔叔的教诲，努力学习理论知识，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防腐倡廉，绝不能得不义之财，否则就会变质。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句，表达了我们民族对坚贞气节的追求。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保持革命气节。我遵照一波叔叔的教诲，努力工作，不落为人后。
我于1960年太原师专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后到国家行政机关担任公务员，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多次被评《太原日报》、“太原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模范通讯员。在主持《太原北郊报》期间，被评为太原市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1991年调入《山西年鉴》编辑部，每年都要编撰35万字的稿件，被评为“全国年鉴优秀工作者”。
2000年5月退休后，我沉湎于墨池，长久不衰。每至春节前，近百名单位职工的春联几乎全由我来承包，乐于为大家服务。有热爱书法的同志向我求字，我是有求必应。近年来，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发表书法作品多幅，曾获全国各大书展“金奖”58次，“银奖”27次，“铜奖”12次。现为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世界书画艺术家研究会副主席。2004年9月还举办了“郭诚文书法展”，展出书法作品120条幅，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
一波叔叔在来信还说：“你的这一行动，我相信也是符合你父亲的意愿的。”是的，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符合我父亲的意愿的。父亲郭挺一，又名郭巨才，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中共太原特支派遣，与纪委川一起前往赵城发展党组织，介绍赵城女中教师王之法入党，与中共党员刘守雄一起建立了中共赵城支部。1926年4月，任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太原市地方执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27年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委员，驻河东地区特派员。1927年初，父亲和冯彦俊在安邑发动了打倒反动县长郑裕孚的斗争，迫使郑退出大洋4000元，狠狠打击了贪官的气焰。同年7日，在猗氏县建立了该县第一个支部后，与河东地区中共党的负责人冯彦俊（冯天祥）、王月喜等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八一农暴”，揭露恶霸刘廷训的罪行。最后迫使阎锡山当局撤消了县财政局长王万年的职务，“八一农暴”取得了完全胜利。
1927年末到1928年月，父亲与当地党组织先后两次领导了夏县农民同国民党县党部“清党”委员秦中兴的斗争。由于秦与反动政府勾结与镇压，斗争未获胜利。此时，父亲成为国民党通缉的全省32名“共党要犯”之一。
夏县斗争后，父亲接到省委召开霍州会议的通知，赶往霍州开会。途经闻喜镇被安邑县国民党部“清党”委员陈明德发现后被捕，经严刑审问，父亲没有屈服，被判16年重刑。
就在霍州会议上，对省委组织部长崔锄人、国民三军地下党的负责人李#堂及父亲等20余人分别以“工作消极”、“动摇不定”、或其他强加的原因，错误地给予开除党籍的处理。此事后来中央批评山西的做法是错误的。当时，周恩来同志批评党内这种错误时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
父亲入狱后，尚不知道自己被开除党籍，受酷刑不屈服，骂过监狱长。后来，王#被捕入狱才把父亲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告诉他，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打在他的头上，这个无情的打击，使父亲的心灵深处受到极大的伤害。自己一心一意为党工作，结果被开除党籍，他遗憾至极。
我要永远牢记一波叔叔的教诲，保持革命的晚节，永远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2007年9月15日
